一、共和国的前30年
一个国家的性质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性质，自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国体一直都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是谁?是广大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吗?这个还是难说的。
从前30年来看(1949年到1976年)，当时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建立人民共和国，并在后来几年通过“一化三改”，完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国营企业和人民公社，并以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保障中国的粮食分配：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获得中国工业的资本积累；用“赤脚医生”制度”来弥补农村医疗水平的不足。
1960年到1978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43.5岁上升至66.5岁，年均增长率为2.4%，超过了同一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
在工人福利方面，当时有一个说法是“任何工人的一个月工资不得低于8元”，我们可以认为，在那个时候，一个成年人的基本生活水平所需要的工资要达到8元左右。当时一个工人的月薪约在20元到50元（根据工人的技术能力程度）。在这种工厂里有一个叫做“住建科”的部门，专门给工人提供防护保障，并且在教育、医疗方面都有相关的福利，我们的孩子只需要付很少的学费；对于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学生，甚至可以免学费。
注：实际工资指数由职工平均工资经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后得出。 数据来源：《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在工人们物质条件得以保障的同时，他们的主人翁意识也得以发挥，“鞍钢宪法”规定工人需要参与管理，管理干部也要参与劳动；技术员、干部、工人在生产中促进技术创新；工厂的生产计划要由工人、干部、技术员共同商讨。
那时的工人的确是工厂的主人。
在农业方面比较有意思的是“农业学大寨”运动和“人民公社”。
当今主流媒体在大众改革开放的领域发展。把当年的农业运动说成是“左的产物”，把人民公社说成是“养懒汉”：甚至用“人性”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主观意识”来论证自己的“私想”，却忽视了这种“人性”是如何产生的。在阶级社会中，“人性”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
为什么这种“人性”会产生?前30年中国的农业发展真的吃不饱穿不暖吗?
“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治山治水，改土造田，大搞农业基础设施的群众。大寨是北方农村的缩影，由于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其农业发展受自然灾害影响很大。当地人开始大力修建农业设施，这种运动获得了国家的支持，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一期间完成了对大江大河的治理，基本上控制了水患，转水害为水利；治山改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使大部分农田实现灌浇；大力发展支农工业和电业，为完成水利化、机械化、化肥化、电气化提供条件；还有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成立，使农业技术大力推广和普及。
在此不过多说明人民公社，《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关于该时期农业数据足以说明一切。除个别年份以外，中国粮食产量稳步增长。
数据来源：《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
相反，恰恰是改革开放之后，人民公社整体分田，单干，普通农民失去了公社的农业器械，劳动生产率大大降低，农民只能通过分到的田地满足自己的基本温饱，有些甚至无法满足温饱。
而那些家中有些“余粮”和跟干部有关系的农民可以给这些“贫农”一些经济利益，获得其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从而实现旧社会的土地兼并。这也是为何当今中国农村有许多荒地和大量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的原因。
二、中国统治阶级
我们重回第一点的问题：中国的统治阶级是谁?
让我们将视线转回毛泽东时代，当时全国人大代表中“工农兵”代表占比达到40%-60%，党政干部约占20%，这一比例确实令人印象深刻。然而，所有候选人均由党委推荐产生，人民只能对既定人“我用不用他”的权利，人民代表大会的议程完全由党中央的政治局和书记处预设。
实际决策权高度集中于党内高层与各级官僚体系。这个官僚集团具有鲜明特征，多数成员受过中等以上教育，或具留苏背景，在工资、住房、信息获取和社会关系网方面形成排他性优势。毛泽东曾尖锐地将其称为“官僚主义者阶级”。我们一般把这种社会主义国家称之为“历史社会主义”，因为他们在如今的世界舞台上已经消亡。
但这一精英集团的统治合法性始终与“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态硬挂钩。具体制度安排也体现了这种约束，工资差距被限制在八级工制和三十级行政级范围内；高级干部必须定期下厂下乡参加劳动；所有政策表述都必须以“群众利益”为最高修辞。
这使得当时的国家性质呈现出双重特征——生产资料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体制，与等级化官僚垄断政治权力并存。劳动者缺乏常规机制来罢免或替换决策者。
这种独特的政权形态，毛泽东本人对此有过深刻反思，并通过“整风”“四清”直至“文革”等一系列群众运动冲击官僚体制。但囿于历史条件，这些尝试始终未能建立制度化的替代方案，最终只能以精英集团的轮替告终。
1976年之后，中国政治生态发生深刻转型。意识形态约束逐步消解，官方宣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实践层面，中国主动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体系。
农村人民公社解体，国有企业经历”破三铁”改革，资本重新获得雇佣、定价和积累的自由空间。与此同时，官僚集团通过价格双轨制、股份制改造和土地批租等途径，完成了向资产阶级的转化，形成独特的“资本-权力”复合型精英群体。
这一转型导致国家性质发生本质变化，尽管宪法仍保留“人民民主专政”的表述，但资本增值逻辑已成为社会运行的核心动力。当前的统治阶级，是一个由官僚集团与国内外资本深度融合形成的精英联盟。
首先，权力世袭现象日趋显性化。政治精英后代在党政系统内占据要职的比例持续攀升，形成事实上的政治家族。
其次，资本与权力的旋转门畅通无阻，官员“下海”经商与商人“上岸”从政已成为制度化通道。最重要的是，政策制定明显向资本倾斜，如税收优惠、土地供给、金融支持等资源持续向大资本倾斜，而劳动收入占比长期徘徊在低位。
这种统治结构的形成，与中国的“半外围”资本主义地位密切相关。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后来者，中国必须通过强化国家能力来维持竞争优势，这客观上要求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官僚资产阶级。该阶级一方面要维护资本积累的基本环境，另一方面又要通过社会保障等措施缓解阶级矛盾，这种双重职能使其统治呈现出显著的不稳定性和内在张力。
因此，对“中国统治阶级是谁”的回答必须是辩证的，从形式上看，它是一个由政治精英和资本精英融合而成的统治集团；从实质而言，这个集团正是资本逻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格化体现。这种判断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的经典论断，也能够解释当前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劳资矛盾凸显等深层症结。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要理解当代中国的资本形态，必须突破表面标签的束缚，深入分析生产关系的实质变迁。尽管1956年的“公私合营*”在形式上完成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但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系统的”素市场化”进程，资本关系在中国实现了全面复苏。这一过程以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商品化为制度基础，重构了中国的积累模式。
1980年代起的外资准入政策，引入了全新的资本形态。跨国公司凭借其在品牌、资本与技术上的综合优势，迅速占据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主导地位。本土民营企业受限于资本与技术的初始积累，大多被挤压至劳动密集型环节。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因承担着职工福利与社会保障等历史遗留的社会成本，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种差异化的竞争条件，形成了外资控制高端、民营填充中端、国企收缩至特定领域的夹层竞争格局。
1994年启动的“抓大放小”改革，导致大量中小国有企业被关停并转，累计超过6000万职工下岗，形成了一支规模庞大且技能熟练的产业后备军。与此同时，农村改革的边际收益递减与税费负担，驱使亿万农民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这支由下岗工人与农民工共同构成的弹性劳动力队伍，为出口导向型经济提供了基础。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企业，通过宿舍劳动制、计件工资等手段，实现了对劳动强度的最大化利用。
尽管国有资本在关键领域保持控制力，但资本积累的主导权已发生结构性转移。数据显示，国有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绝对主导下降至近年约15%，利润总额占比也降至17%左右。在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国有资本占比显著下降，形成多种资本形态并存的格局。这些指标表明，非公有制资本在剩余价值创造与占有中的比重已显著提升。
当经济增长目标转向资本增值，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被大规模商品化。教育体系形成由学费、课外辅导和学区房构成的投资链；医疗服务呈现市场化定价与有限报销并存的特征；住房在土地财政与金融杠杆推动下，价格收入比持续高企。这些变化大幅推高了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导致工资增长滞后于资本收益，形成内需不足与家庭高负债并存的矛盾。
《劳动法》规定的劳动标准在许多民营企业中未能有效落实。“996”工作制的普遍化，折射出资本对劳动时间的弹性支配。所谓“加班自愿”的原则，掩盖了生存压力下的结构性强制。劳动者拒绝超时劳动往往意味着难以维持基本再生产，这种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权力不对称，构成了当代劳动关系的实质。
通过外资引入、国企改革、要素市场化等一系列制度变迁，中国在四十余年间完成了资本关系的全面复苏。当前经济增长对劳动与公共资源商品化的深度依赖，使得资本无限扩张与劳动者再生产危机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四、中国的不平等社会及劳动者斗争的变强
1980年代后，随着一系列改革政策的推进，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此前相对平均的“橄榄型”分配格局被迅速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贫富悬殊的“金字塔型”社会。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约0.2攀升至2010年前后的0.45以上，从世界上收入最平均的国家之一，转变为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这一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国民收入分配明显向资本要素倾斜，劳动收入占GDP的份额一度呈下降趋势。这标志着资本主导的积累方式已深刻重塑了中国的社会形态。
有观点认为，上述数据主要反映2010年之前的情况，难以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特征。确实，近十余年来，反映贫富差距的部分指标有所回落，劳动收入在GDP中的占比开始回升，目前维持在48%左右，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附近十几年来这一比例唯一上升的国家。
然而，这一变化不宜简单归功于国家政策的主动调整，其背后是阶级力量对比发生转变的结果。新一代劳动者与其父辈相比，不再默认为勤劳、沉默和“不惹事”。当他们不再受到父母的供养。必须独立面对高昂的生活成本，尤其是发现官方叙事与自身“复兴路上我无房”的现实尖锐对立时，其阶级意识开始觉醒。无论是新自由主义宣扬的“努力致富”，还是官方承诺的“复兴路上”的获得感，都无法解释为何超时工作仍难以维持体面生活。这种理想与现实的撕裂感，促使部分青年重新审视马列毛主义等理论遗产，“网左”群体的兴起正是这一思想转变的迹象。与此同时，佳士、昌硕、世硕等地的工人维权运动，也彰显了新工人群体斗争意识和组织能力的提升。
中国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其多数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难以像核心国家那样通过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这意味着，国内资本积累在很大程度上仍需依赖对劳动力的成本优势。
然而，人口结构的变化正动摇这一基础。人口负增长与农民工资源的萎缩，导致劳动力供给趋于紧张，客观上推动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劳动者的议价能力。面对这一局面，资本若要维持利润率，无非两条路径：一是推动产业升级，涌现出数百家如华为般具备国际垄断力的企业，使中国跃升为核心国家——但这在短期内难以实现；二是通过制造大规模失业来，压制劳动力价格，但这必然引发无产阶级的激烈反抗。
正是在此结构性矛盾下，官方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口号。但这一愿景面临根本性挑战。一方面，处于半外围地位的中国资产阶级，其利润主要来源于国内外的激烈竞争，而非全球性的垄断租金，因此其攫取剩余价值的能力有限，难有充足真金白银用于实质性改善全民福利、缓和阶级矛盾。另一方面，资本逐利的本性使其极度贪婪，缺乏主动让渡利益的动力。因此，“共同富裕”在现有体系内更可能流于口号，难以触及资本主导的分配格局的根本。
中国社会自1980年代以来的变迁，是资本逻辑深化与阶级力量动态博弈的体现。近年来劳动收入份额的回升，并非体制的恩赐，而是劳动者斗争意识增强和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半外围”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约束下，官方倡导的“共同富裕”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动力，难以真正解决资本无限积累与劳动者生存发展之间的根本矛盾。未来阶级关系的走向，将取决于无产阶级组织化程度的提升与阶级斗争的进一步发展。
五、“中国崛起”的历史条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西方知识界仍在争论“福利国家是否已消解阶级斗争”时，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正经历着深刻的结构性危机。根据相关研究，美国公司部门税后利润率从1965年的16%跌至1982年的5%，同期西欧与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面临利润率大幅下滑的困境。这一数据揭示了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激化，宣告了战后黄金时代的终结。
面对利润率的持续下滑，全球资产阶级发动了一场系统性的阶级“反攻”。这场反攻的核心目标，是打破二战后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建立的福利国家妥协，重建资本主导的积累秩序。其表现形式多样，但本质都是为恢复资本利润率创造条件。本文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置于这一全球性阶级力量对比剧变中考察，揭示其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重要组成部分的实质。
1973年智利政变开启了新自由主义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皮诺切特军政府在“芝加哥弟子”的经济方案指导下，推行了激进的“休克疗法”：全面私有化国有企业、彻底放开贸易与金融管制、系统性瓦解工会组织。数据显示，智利工资占GDP比重从1970年的52%跌至1989年的31%，贫困率从20%升至41%。这并非政策失误，而是通过经济危机与政治暴力实现的阶级清算。
在英美等核心资本主义国家，这场反攻以“法治”形式展开。撒切尔政府通过系列《就业法》《工会法》削弱工会力量，同时推行金融自由化与公共部门私有化。里根政府则通过解雇罢工的航空管制员、推行减税政策等方式强化资本地位。这些措施使美国公司部门利润率从1982年的5%回升至1997年的11%，而劳动收入份额则明显下降。
对于拉美和非洲等外围国家，新自由主义通过债务危机强行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结构调整贷款”为条件，强制各国推行国企私有化、削减社会支出等政策。这导致拉美地区1980-2000年人均GDP下降12%，非洲下降5%，被称为“失去的二十年”。
中国的改革开放路径虽以“渐进”为特征，但本质上同样服务于资本利润率恢复这一目标。通过“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创造了数千万下岗职工这一产业后备军；农村改革则释放出亿万农民工。这支低工资、高技能、低福利的劳动力大军，成为资本开展“向底线竞赛”的基础。
在要素市场化过程中，土地、劳动力和公共品被系统性地商品化。征地-招拍挂-抵押融资链条为资本积累提供原始动力；户籍制度与灵活用工形式保障劳动力的高流动性低议价权；住房、医疗、教育等公共品转向市场化，将再生产成本转嫁给劳动者家庭。
数据表明，国有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绝对主导降至近年约15%；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从1990年代初的约56%降至2007年的约40%，同期企业利润份额显著上升。这些变化清晰表明，中国同样经历了资本份额上升、劳动份额下降的新自由主义典型过程。
尽管路径存在差异，智利依靠暴力休克，英美借助法律和金融工具，拉美非洲受制于债务杠杆，中国采取行政和市场双轨制。但其核心逻辑一致：摧毁工人集体力量、压低劳动力成本、将公共领域转化为资本增值空间，以恢复资本利润率。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暂时缓解了利润率危机，却积累了更深层的社会矛盾。从智利的宪法改革运动到英美的罢工潮，从中国的“躺平”现象到“反996”斗争，被压抑的阶级矛盾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新的爆发点。对于中国而言，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遗留的工业体系与土地公有制等制度遗产，为超越纯粹市场逻辑提供了潜在基础；而新自由主义阶段积累的过剩产能、债务危机与贫富分化，则迫切要求对无休止的商品化进行深刻反思
六、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未来，不存在于任何宏伟的蓝图或官方的规划中，而是存在于工厂里的每一次权益争取，存在于网络上的每一次真相揭示，存在于理论上的每一次深刻辩驳，存在于所有被剥削被压迫者日益增长的团结与勇气之中。
它将是持续的阶级斗争的产物。要么是资本通过技术专制、生态危机和战争来巩固其统治的黯淡未来；要么是劳动者通过克服自身的分裂，最终夺取对生产和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控制权，从而实现每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光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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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知乎 - 中国社会现阶段社会性质的理论争议（合著）